曾几何时，跳出“农门”是无数农家子的“血泪篇”。而在今天，浙江省义乌市却有200多名公务员争相把户口迁入农村，借以分得宅基地造房子，又能参与村集体经济的分红，从而获得少则数万、多则数百万元的收益。

　　这种从城市向农村的“户口倒灌”，让我们见识到权力的逐利本领是多么高明，也看清了权力操弄的“潜规则”是何等强悍。

　　美国的总统，从开国的华盛顿到一年多前卸任的小布什，农场主身份与总统之尊的合二为一，不曾引起舆论的质疑；而中国传统官员的进退仕途，也不乏“辞官归田”之例，但从没听说他们当官时要主动放弃其乡村身份。为什么在当代中国，公务员落户农村就会引起公众不安呢？为什么他们一进村就有办法分到钱呢？农民或公务员，农村户口或城市户口，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排他的关系，从而牵动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？在现实的语境中，两者为什么不可兼得，也不容兼顾？

　　只能说，如果不是因为公务员(特别是官员们)掌握了相当多的公权力和行政资源，他们不可能“进村分钱”。如果不是相关者在整个操弄流程中参与分肥，切换户籍也不会轻而易举。

　　当梳理这一事件的因果脉络时，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户籍制度，是绕不过去的逻辑起点。这一制度把中国城乡切割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，农民的很多权利被人为地剥夺或忽略了，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匮乏与社会保障的长期缺位，更是无声地诉说着城乡撕裂带来的痛楚、不公与不义。与之相对应，官僚阶层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设施的种种便利，坐享农民无法享受的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社会保障和福利，这一群体事实上是城乡二元制度的最大获益阶层。当部分地区开始走出户籍樊篱的巨大伤害，当某些乡村也出现创造更多幸福的可能性时，公务员(官员们)回过头来“进村分钱”，摊薄了所有村民的收益，事实上无异于变相的掠夺。在转型期的制度纠葛与身份迷局中，逐利的权力堂而皇之地制造新的不公正，正是大变动年代的繁杂与诡异。

　　义乌公务员“进村分钱”现象的发生，并不排除其地域特殊性，即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，城镇不断扩张，带动乡村的土地和房屋价值倍增，进而催生了200多名公务员落户村庄的当代奇观。但从全国范围看，工业化转型已不可逆转，城市扩张仍处于加速期，义乌绝对不会只是一起孤例，公众有必要像关注征地、拆迁一样，对权力阶层把贪婪之手伸向乡民、以种种匪夷所思的门道对乡村进行二次掠夺，保持必要的警觉。同时应清楚地看到，时至今日，不公正的户籍制度，割裂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，很大程度上仍然是“现在进行时”。乡村的匮乏与穷困艰辛，仍然是时代之耻。农民的下一代，特别是被称作“新生代农民工”的这个群体，由于不能融入城市，又不愿回到落后的乡村，他们对人生前途与希望的幻灭感，更甚于父辈。义乌的故事不应该成为某些官员漠视乡村建设的借口——“农村已经很不错了”，“瞧，我们还想保留农民身份呢”，等等。这样的借口不值一驳，因为任何有意当农民的公务员，念念在兹的不过是“城乡结合部的农民”而已。让这些人去僻远乡村落户，难度恐不下于逼皇帝落草。

　　义乌当地的纪检与组织部门已经“逼迫”公务员们把户口迁出村庄，对拒不配合者实行先免职后清理。这样的“铁腕手段”是对权力越位行为的果断制止，理应获得民意的首肯。但从制度现实的层面看，强力阻断农村户口与公务员职业身份，终究难脱权宜的底色。或许，只有当彻底走出制度的泥淖，当城乡户籍差别不再让人黯然神伤、土地和住宅等所有权得到厘清、权力的猛兽完全被驯服之时，才会拥有真正让人心平气顺的制度安排。当公众再也不必纠结于官员户口(或居住证)是属于乡村或城市时，当官僚阶层除了合法的“财政供养”，不管是“进村”或“进城”都不能分得额外之财时，城乡鸿沟消弭和公平正义降临，将不再是个幻像。